有关开元十四年这一场政斗，以及发生在开元年间其他的中枢斗争，有一种观点叫做文学与吏治之争。
很多人在这一视角框架下去总结和解释开元时期的中枢政局，但也有人提出质疑和反对。
简单说下我的观点，我认为这种观点既不准确，也不全面。
这种观点认为文学与吏治之争发轫于武周时期武则天与狄仁杰的一场对话，武则天要狄仁杰推荐贤良，狄仁杰回以若求文学之士，李峤、苏味道足矣，但如果要求卓荦奇才，则荆州长史张柬之才堪宰相，由此埋下了文学与吏治之争的一个伏笔。
之后这种争斗出现于开元初期，主要表现为作为吏治派代表的姚崇对文学派张说等人的排挤打压，而问题就出在这里，即文学和吏治该要如何定义？标准在哪里？
张说作为文学之士，这是毋庸置疑的，此乃其人身上最大的一个标签。但是和其相近时期遭到排挤贬谪的还有郭元振、刘幽求、钟绍京等。
郭元振进士出身，还向武则天进献《宝剑篇》，文学无疑。刘幽求进士出身，并在唐隆政变后短时间内连拟上百道诏书，这么能写，文学。钟绍京不是进士，且卑官小吏出身，但他会写字，书法好，文学！
至于姚崇，虽以孝敬皇帝挽郎出仕，之后又应制举下笔成章，虽然这名目一听就是词科，但那不重要，姚崇以吏治知名，所以他是吏治！
其实张说、郭元振等人，他们除了被用一个牵强的“文学”概念联系起来之外，还有一个非常统一的身份，那就是唐玄宗的政变功臣。
抛开所谓的“文学”概念不谈，把这几人对标神龙五王，事情立刻就变得通顺了。这几人在政变结束后也掌握了朝政大权，并且流露出恃功而骄、妄想左右唐玄宗的意图。
唐玄宗为了摆脱功臣的掣肘，所以将姚崇援引入朝。这思路大概类似于他三大爷唐中宗留用武三思，反杀神龙五王。
所不同处在于，唐玄宗任用的姚崇是一个治乱能臣，不只解决了功高欺主的功臣群体，更将开元初期的混乱政治导入正轨。而唐中宗选择的武三思则是一个添乱老贼，解决完神龙五王之后，便一起放飞自我了。
按照这种观点，得亏武三思没啥才名，也很难跟张说联系起来，否则所谓的“文学与吏治之争”，早在中宗朝就该爆发了。因为神龙五王多是狄仁杰所引，正符合吏治的定义。
由此也可见，所谓的文学与吏治，本来就是比较模糊宽泛的概念，与其说是定义，更像是罗织。而且这概念容易给人一种望文生义的误解，即文学便是夸夸其谈，吏治则是埋头苦干，已经预设了褒贬、失去了客观。
再拿玄宗一朝最符合这一特征的张九龄与李林甫之争来说，张九龄即是文学，李林甫则是吏治。
具体表现在张九龄及其党羽对李林甫和他同党的不屑与贬低，这当中一个比较著名的事件就是张九龄阻止在陇右、朔方戍边有功的牛仙客入朝。
这件事最终以张九龄被罢相、牛仙客入朝拜相而告一段落，并且留下了一个“九龄书生，不达大体”的印象。然而接下来精彩的来了，牛仙客入朝拜相，他干了什么？
牛仙客入朝之后，将其在陇右所积累的先进工作经验、尤其是当中的核心“和籴”大面积的推广开来。
所谓和籴，便是政府出钱购买民户家中的余粮，政府获得了丰富的钱粮储备，民户也获得了现钱可以用于消费。
史载和籴法推行之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困扰大唐政府许久的粮患得到了非常完美的解决，以至于当年就诏告江南地区“以布折租”，稍微翻译一下就是：租米不用运了，直接打钱！
但很多看起来很美好的事情，其实不耐细翻。
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和籴并不是常平仓那种丰年买入、荒年卖出，政府托底维持粮价、以防谷贱伤农的行为，而是官府购买扩大物资储备的政策，是政绩的一项重要内容。
政绩要怎么体现？花更少的钱，买更多的粮！这项工作如果做好了，那是可以直接入朝做宰相的！
有了这样的政绩指标，什么官员会不心动，当市场行为与仕途前景挂钩，作为交易另一方的民众利益如何确保？你不卖？你不卖哪来的钱交税？花你的钱，买你的粮，敢说半个不字？
和籴对于统治者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点，那可就是可以回避搁置封建社会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即土地兼并。反正我只需要收取税钱购买粮食，土地谁种不是种？大地主家积粮成千上万石，平民小户不过三五斗而已，买谁的方便？
在牛仙客拜相之前，唐政府倒也曾经采取过和籴的做法，但那都是临时性、小范围的施行，并非常规的政令。和籴也并非不好，起码在牛仙客任职陇右推行和籴时，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扩充军需、助益边防的效果。
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要辩证看待啊我的朋友！和籴再好那也不是万能药，但在牛仙客的认知中，和籴就是顶呱呱，况且除了这个他也不会干别的。
所以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牛仙客入朝拜相时间不久，就达成了“收谷米于府库，结民怨于天下”的成就。而从这一事件中，又可以提出一个疑问，是不是文学也可以分学霸与学渣、吏治又可以分良吏与劣吏？
至于张九龄的宿命之敌、牛仙客的亲密战友李林甫，又算是良吏还是劣吏？
李林甫何许人也？他的舅舅是姜皎，唐玄宗废后都要与之嘀咕几句的密友。他的姨夫是源乾曜，开元年间任相时间仅次于他、长达九年多。他的亲大爷李思训，是陪葬唐睿宗桥陵的宗室大臣。
如果说这时代真有什么所谓天龙人，那李林甫就是，对其而言人生如果有什么黑暗时刻，那得是跟裴光庭的夫人玩游戏时不敢开灯。
李林甫的履历也对得起他这出身，长期在京中担任各种朝职，几乎没有什么外任地方、长期主政州县的经历，除了精熟于朝中诸司行政管理的章程技巧之外，还耳闻目睹了众多互相倾轧的政治斗争，甚至很多时候都身在现场。
李林甫无学术，换言之他很少能从古人政治经验中汲取养分，凡所积累皆是耳闻目睹与自身积累。所谓的吏治放在他身上恐怕不合适，应该是治吏。李林甫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或许不高，但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则是他专长。
如果仅止于此，就能让李林甫在宰相的位置上一待这么久吗？
只能说大唐底子厚，禁得住造。要知道女主临朝的武则天从高宗去世到神龙革命，折腾的时间可比李林甫还要长，而且那博弈难度与烈度又比李林甫时期高得多。
李林甫只要无底线的迎合晚年昏聩怠政的皇帝，将一些忧患和矛盾暂时掩盖下来，同时收拾那些潜在的和露头的对手。如果这也算能力卓越，那许多亡国之君身边尽是护国能臣！
时间长与能力强本来就是两个概念，并不能直接画上等号。
诸如在李林甫之前，他的姨夫源乾曜才是开元时期担任宰相时间最长的人，足足有长达九年多的时间，与姚崇、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等宰相都搭过班子，堪称开元中前期的政坛不倒翁。
但这足以说明源乾曜的能力高到不可取代，其他宰相都不如他吗？细究源乾曜为相九年多，在开元政治当中留下什么，大概只留下了他自己。
源乾曜谦和谨慎、明哲保身，不争国事、坐等分功。他谨慎到什么程度？他的大舅子和荐主姜皎，被宰相张嘉贞所打击，杖刑并加流放以致流放途中身死。源乾曜当时官居侍中，同样也是宰相之一，却不敢争。
反倒是之后归朝的张说为姜皎不平，认为姜皎“官达三品，亦有微功，有罪应死则死，应流则流”，但却不应该加以笞辱。
源乾曜的谨慎还体现在针对李林甫的评价上来，便是那句“郎官须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岂是郎官耶”。
有人认为源乾曜这句话是在掩饰自身在中枢里的人事话语权不足，刻意贬低李林甫，毕竟之后的李林甫在盛唐政局中所取得的成就与存在感要比源乾曜还大得多，怎么就不堪郎官了？
首先要解释一点，源乾曜并没有拒绝提拔李林甫，只是拒绝了李林甫想要担任司门郎中的请求，但在数日后便将其授任为太子谕德。
司门郎中是刑部下属从五品官，太子谕德则是东宫正四品职。源乾曜不是没有提拔李林甫的能力，他是真的瞧不上当时的李林甫。
年轻时的李林甫事迹并不彰显，但通过各种记录大概可以将其形象稍作勾勒，出身贵族之家，精通律吕享乐，文化程度不高，行为有失检点，名声大概也不怎么好，一个比较典型的纨绔子弟。
这样一个小曹贼把他安排在南省要司担任郎官，谁能保证他不会掉链子？
须知唐代官员犯错，那么他的荐主也要承受责罚的，因此而翻车的唐代高官数不胜数。包括姚崇、宋璟，乃至于之后的张九龄，都是因为举荐人物被抓到把柄从而牵连自己被夺权。
源乾曜生性谨慎，他会把自己的政治命运寄托在李林甫这种人身上？所以宁可给李林甫安排一个品秩更高但远离中枢事务的官职，也不敢将之延揽到南省来增加出错的机会。
对于真正有才能且值得信赖的人，源乾曜也会给以极大的提拔与支持，就比如宇文融。
源乾曜在担任京兆尹时期，便已经对当时担任下属的宇文融深表赞赏，并将其举荐入朝，之后宇文融几次大的提升，源乾曜也都多有支持。
甚至可以说引荐宇文融入朝，就是源乾曜给开元政治做出的最大贡献，只不过宇文融本身才力卓著，反而让源乾曜在当中的存在感并不高。
人当然不会一成不变，包括李林甫也会成长，当其在担任国子司业的时候，名声已经变得不错。
但要说会有什么脱胎换骨的变化，那也谈不上。毕竟只有业务水平实在不行，才会狠抓行政管理，这一点上过学的和上过班的大概都能有所体会。
还有重要的一点，晚年的唐玄宗对宰相的能力要求高吗？他连杨国忠都用！杨国忠的才能是什么？撅屁股露大腚，剩下这点烂底子全都抖落出来！甚至于因为这个极品的存在，李林甫都变得老成谋国起来。
李林甫能够长期在开元、天宝年间担任宰相，固然与其个人素质合格有关，但也仅仅只是合格，而非优异，且这还不是根本性的原因。
根本原因就是他所担任宰相的时期，基本上就是唐玄宗志得意满、昏聩怠政的垃圾时间，已经将自身的精力从处置国家大事转移到了捯饬家庭伦理上来。
这一时期的唐玄宗并不需要宰相有多么卓越的执政才能，只要将人事矛盾按压下去、不要浮于自己面前来，并且能够无底线的顺从迎合自己，就是合格的宰相。
张九龄与李林甫之争，恐怕也不能说是吏治战胜了文学，张九龄被贬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唐玄宗自身的取舍。
比如与张九龄一起被罢相的裴耀卿，幼应童子举，后以唐睿宗潜邸旧僚而见用，历任州县，由宇文融举荐入朝，之后提出并主持系统性的漕运改革。
这样的履历，按说无论如何也不应归入文学一派。如果用非常狭隘的观点来解读，大概就是裴耀卿屁股歪，明明自己是吏治出身，偏偏与文学大佬张九龄眉来眼去，结果被殃及池鱼、罪有余辜。这么说显然是不恰当的，而且还很可笑。
裴耀卿的被贬，其实在其经历也有迹可循。他主持漕运改革节省运费三十万贯，有人建议“以此缗纳于上，足以明功”，然而裴耀卿却说“是谓以国财求宠，其可乎？”，因此将之奏为和市费用。
单此一点，已经将裴耀卿与开元天宝年前那些以盘剥求宠的财政型官员区别开来，彼此可谓油水难调。
随后上台的牛仙客大兴和籴，也让唐政府对于漕运的需求不再像之前那样强烈，既不能应时而变、又不肯从俗如流的裴耀卿淡出时局自然也就顺理成章。
所以裴耀卿的去职谈不上什么文学与吏治，而是吏治与吏治。
还有一个被视为张九龄文学党羽的严挺之，因为李林甫所举荐的户部侍郎萧炅将“伏腊”二字错读为“伏猎”，被严挺之告知张九龄并把萧炅贬出朝堂，这也通常被视为文学与吏治之争的一个表现。
在解释这件事前，先介绍下严挺之何许人也。
严挺之进士出身，神龙年间又应制举而出仕，并受到上司姚崇的赏识，姚崇入朝为相后便将严挺之推荐入朝担任右拾遗。
唐玄宗刚刚履极的先天年间，严挺之便上奏不应“损万人之力，营百戏之资”，从而受到嘉奖，可见这是一个秉性正直、敢于进谏之人。
严挺之的刚直绝不是虚伪的人设，他是真的敢，就连掌管风纪的侍御史言行不妥，他都敢于发声斥责。甚至于开元年间作为唐元功臣、称得上是北衙第一人的王毛仲，张说等强势宰相都不敢触其锋芒，唐玄宗解决王毛仲都要小心谨慎，但严挺之仍然敢于拒绝王毛仲的非法要求。
了解了严挺之是个什么人，再来回看他对萧炅的不满，这应该归为党争吗？
官员识字、尤其是堂堂一部侍郎识字，这不应该是为官的基本素质吗？如果这也算是文学与吏治之争，吏治体现在哪里？体现在户部侍郎只需要识数，不需要识字？
大唐至此立国已有一百多年，制度已经规范，人才储备丰富，对于中央要司的官员素质要求有所提升，这难道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
或者说，李林甫同样无学术，还不是安安稳稳做了这么多年宰相，文人又何必搞什么学历歧视！
前文已有论述，李林甫的家世让他从出生伊始便开始接触这些人事，甚至这些人事就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常年耳濡目染下来，如果连基础的政务处理都还不合格，那他就不是能力不行，而是智力不行！
开元天宝时期一大批财政和事务性人才陆续受到重用，这其中尤以宇文融最为具有标志性，以至于有开元一朝言利得幸始自宇文融。其后的财政型官员杨慎矜、韦坚、王鉷、杨国忠等，也都被认为是踵其迹而出。
恰好开元政坛又有以张说、张九龄为首的文人群体异常活跃，两类身份之人在政坛当中难免会产生利益的碰撞与权力的摩擦。但引起他们产生矛盾与斗争的深层和根本原因，绝对不是所谓的文学与吏治。
这些所谓的吏治人才当中，除了宇文融、裴耀卿他们的改革和所推动的事情是真真正正触及到社会根本问题，对国力与社会有着整体性的推动与改善之外。其他的有一个算一个，路都越走越歪，多以盘剥为能，只会贿上求宠，他们根本不配跟宇文融、裴耀卿混为一谈。
把这些人引入吏治概念之下，去讨论文学与吏治之争，既是对文学的侮辱，也是对吏治的侮辱！
再来说文学，这派观点认为太平盛世中君主好大喜功，往往要粉饰文治。
这无疑也是非常狭隘的，将文治当作君主个人出于功业欲望而推动的事业，完全没有提及文治对社会整体带来的改善以及对意识形态建设不可取代的推动作用。
我们要先了解一个情况，何谓盛唐？盛唐这个概念首先是用来描述唐代的诗歌文学等各种文化的丰硕成果，而后才渐渐兼具了史学概念。
在隋唐大一统帝国形成以前，是持续几百年的南北朝大乱世，社会长期处于分裂动荡之中，自然也就谈不上所谓的文治。
所谓的经史义理，士族家事而已，文化得不到广泛的传播，普通民众也很难顺利接触到文化。当然在当时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获取文化也并非一个迫切的问题。
但是随着隋唐帝国完成统一，文化的正本溯源、汇总整合以及广泛传播，也是政权中枢不可回避的责任。而在这当中，盛唐开元时期以集贤学士为代表的修书活动也是持续时间最长、成果最为卓著的一个时期，不只在唐代，在整个古代史当中都具有非凡的意义，真正的让士族家事成为普世之学。
张说长期担任集贤学士首领，本身又文化素养极高，在当中自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文学与吏治之争这种观点却把张说及其行为解构为招揽词学之士、进行朋党之争，对于盛唐文治最核心也最基本的内容欠缺必要的表述。
相较于古人所推崇礼法之类旧说，后人对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给一个群体、一个政权所带来的改变与影响感受无疑要更加的深刻与直接。
后世因为意识形态被解构、崩析所引起的社会动荡甚至战争，几乎没有停息过。所以对于开元文学，也要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开元文治是一个集体共同努力所达成的成就，包括但不限于这些中央文人，诸如李白、孟浩然这些在野之士同样也作出巨大的、甚至不逊于体制中人的贡献。
张说所作出的贡献或许并非无可取代，也可以是李说、王说，但无论谁说，只要引导并推动了开元文治的辉煌，无疑都是值得褒扬的。
吏治有良吏、恶吏之分，文学同样也有机敏通达之变、泥古不化之徒。任何时候都有夸夸其谈、滥竽充数之流，但是让他们如此丑陋的，既不是文学，也不是吏治，这二者之间更谈不上有什么先天的矛盾。
所以文学与吏治只是一种非常浅显的身份特征抓取与表述，既不足以解释开元时期的中枢政斗本质，对于中枢斗争给当时社会造成的冲击与影响更是涉及颇少，是一种比较狭隘的表述方式。
其实如果这种斗争内容确实存在的话，大家都可以用普通人的朴素想法代入唐玄宗的视角：我都要，犯法的？谁规定的？
越是中枢高层的权力斗争，帝王的意志便体现的越明显。
不要说唐玄宗这种强势帝王，哪怕中晚唐太监和神策军想搞事，都得先去十六王宅挑个李家小猪崽儿捏在手里，或许这一时期的皇权已经谈不上有什么独立的意志体现，但你不能不在！
在皇帝这个权斗最核心最关键的人物脑海里，恐怕不会有什么文学与吏治的概念存在。
同理，如果我们想要系统、全面的了解开元时期的政治变革与社会演变，也不该局限在这种视角里，用文学或吏治这比较模糊的概念去解构、总结盛唐时期错综复杂的人事。
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一己之见、读书随想，凭我的阅历和积累也不足以进行什么严肃的学术探讨。
今天跟大家稍作分享，也只是针对正在写的这本书的历史背景进行一个阐述和说明，便于大家对剧情事件和人物行为进行理解，所以一些观点也只适用于本书。
一番列数下来，涉及到的人事信息不少，大家一时间可能不好完全消化，这也没关系，只是时代背景的一个交代，之后的正文剧情里面还会进行一些细致描写。如果大家在阅读中有什么疑惑，也可以转回来再翻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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