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城中书坊集中林立的那条街道，便叫做书坊街。
明朝后期，虽然小说这种体裁已经十分流行，但识字率毕竟没普及开来。所以这时代的书坊销售对象，基本还是以读书人为主。而这时代的读书人，自然是权贵阶层与有钱人家。
古代有谓是“穷文富武”，认为练武比学文要更加花钱，别的且不说，首先武人在吃这一项上，就比普通人吃的多。练武消耗大，自然胃口大，还需要补充肉食等高蛋白食物。
就这一点上来说，确实不错，练武要比学文更花钱。但这只是对比而言，并不是说学文就不用花钱了。实际上学文同样得花钱，真正的穷人，是根本连学都上不起的。
私塾、学堂这些地方可不是免费的，若是请专门的西席，等于古代的上门家教，那更贵。
时下的蒙童就读，就得每月一钱银子。而一钱银子在眼下足够买一斗米，割一斤肉了。
如果是在乡下的地方乡村私熟，学费会相对便宜些，但也得五分银子，且是每月五分。不是家中有点儿资产的，真不一定掏得出这笔钱。五分银子也差不多半斗米，够吃好几天了。
不过徽州地区的教育环境与蒙学条件，因为徽商们的贾而好儒，却是要比其他地方好的多。许多徽商赚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的家乡捐建私塾，请人授课，而且很多都是免费的，照顾同族子弟。
比如江家在江村捐建的私塾，就是对所有江村人免费的，也等于是江家的族学。
而古代虽然有穷秀才之说，但大部分秀才当真不穷。就算是真穷的，一旦考上了秀才，那也就不会穷了。
秀才虽然是时下科举中最低的功名，但秀才却已有了许多特权，比如能见官不跪，可以免除自己与家中两人的徭役，还能免除八十亩地的税赋。
因为秀才已经有了部分免税特权，所以很多百姓会想办法把自己的地挂靠在秀才名下，这样就能逃税。但你挂靠在人家名下，自然得给些好处，拿出一部分收成供给秀才。
所以许多地方上土地兼并，还真不是强买强卖，是百姓们自己就把地献了。因为对比而言，把地献了，自己去给人当佃户，还是要比向朝廷交税划的来，能留下更多钱粮，普通百姓也是会算账的。
秀才都能够免八十亩地的税，更高的举人、进士等，当然能免的更多。考中举人后，可以免四百亩地的税；进士则能免两千亩地，若是能做到四品官以上的，再免两千亩；二品官以上，再加一万亩。
除了文人阶层外，勋贵们的地与商铺也不用缴税。这部分勋贵包括朱家皇室的各地封蕃，开国的功臣后裔、历代的皇帝外戚等。
其中老朱家的各地封蕃更是大头，他们的出产不但不用缴税，而且朝廷每年还得拿出一大笔银子给他们发俸禄，是一笔极大的开销。
这些人都收不上税，最终税赋就只能压在普通贫苦百姓头上。而且在土地兼并的情况下，能收到税的地越来越少，自然分摊到普通百姓头上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明末边关吃紧，年年征战，朝廷拿不出银子，只能向下面不断加饷征税，一再摊派。再遇上点儿天灾，地里颗粒无收，百姓们就更活不下去了。这时候还要征税，自然只能是官逼民反，也是被逼的不得不反，因为反了还有点儿机会能活，不反只能是乖乖等死。
秀才除了已经有部分免税特权外，还有资格开私塾授学，这也同样是个收入来源。所以但凡能考中秀才的，当真不会穷了。只有穷书生，绝没穷秀才。
书坊的主要客户群体就是文人权贵阶层，所以徽州城的这条书坊街便也位于城东，距离富人区不远。
书坊街各书店林立，有大书坊，也有小书铺。徽州的印刷业颇为发达，因为宋朝发明活字印刷的那个毕昇就是徽州歙县人。而到眼下的明朝，活字印刷技术也已经非常成熟。
而且徽州还盛产笔墨纸砚这些文房四宝，配套产业也十分成熟，在原产地各种材料也很便宜，所以许多书籍会专门在徽州印刷，再运往其他地方销售。
徽商家族中的许家，就是徽州印刷行业的龙头，所以许家的云溪堂书坊也是徽州书坊街上最大的。除此外，许家对笔墨纸砚这文房四宝的产业也都有涉及。
徽州的文房四宝这四大产业，一直都是徽州地区的拳头产品，徽墨、歙砚、徽笔等，在整个天下都十分有名。徽州出产的纸，早在唐代就已享有盛名。
五代十国时，徽州属南唐，南唐后主李煜曾专门特置“澄心堂”用以收藏存放徽纸，所以徽纸自此有了“澄心堂纸”之名。
不过澄心堂纸也专门特指一种纸，据说到此时已经失传。除了徽纸外，后世很多人都听说过的宣纸，其实也是安徽地区出产的，产自安徽的宣城，所以名为宣纸。
只不过宣城并不属于时下的徽州府，但也与徽州相邻。
江河带着书砚赶到书坊街后，便直奔许家的云溪堂书坊。做为徽州最大的书坊，这里的书自然也是最全的。如果徽州城中有售卖《武备志》的话，那最有可能的便是云溪堂。
至于十八版本的《纪效新书》，以及戚继光的另一本兵书《练兵实纪》，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呦，这不是江二公子吗，终于大病初愈了啊！”忽然旁边一个讨厌的声音响起，让江河一听就立生愤恨厌恶之情。
不过这种情绪并不是来自他自己，而是源于原身所残留的，甚至已经可以算是种条件反应，听见这个声音就讨厌。
这个声音的主人在原身的记忆中记忆深刻，可以说害原身落水的主要元凶就是此人，正是原身那晚在怡红院里没能竞争过的汪守信，
汪守信是汪汝谦大哥，现任歙县汪家家主汪汝淳的第三子，同时此人也是江河姐姐江沁原本联姻议婚的对象。
但此事原本是江父江寿宁生前跟汪汝淳在谈，可惜还没谈妥商定，江父便已一病不起，最后更是病情迅速转重，不治而亡。江父亡故，再加上三年守丧，这件事也就不宜再谈。
而现在三年丧期已过，这件事却也不了了之，没了下文。主要是汪家没再找人上门来谈，而江家做为女方，也不好太过主动。再加上江父的三年丧期也是新过不久，所以江家却是还一直在等着。
按理来说，如果这件事真成了的话，汪守信便可以算作是江河姐夫了，两人应当关系亲近才是。
但汪守信此人却也是跟时下的变态审美一致，很迷恋缠足的小脚女人，所以自从汪守信得知江沁从小未曾缠足，是个天足后，其本人就十分反对这门亲事，还一再在书院里拿这件事取笑讥讽江沁。
原身再是不喜欢江沁，这毕竟也是她亲姐姐，自然十分不忿，因此事便与汪守信在书院里起了数次争端。
可惜的是，原身也被时下的文人变态审美所影响，认为女子就该缠足，小脚女人才更有魅力。所以他自己的立场不稳，再无论如何与汪守信争论辩驳，便也是站不住脚，每每都窝一肚子火。
再加上汪家眼下是徽商大族中排头号的第一，便也让汪守信自视甚高，一向看不起其他人，对江河本人与江家也时有嘲讽。
积少成多之下，两人虽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深仇大恨，但一见面却也是分外眼红，互相看不顺眼。
而原身之所以不喜欢江沁这个姐姐，也是与汪守信拿江沁没缠足的事一再讥讽有关。原身认为是因为姐姐的没缠足，才让他在外面丢脸的，屡屡被人拿此嘲笑。
江河闻声转头望去，但见汪守信却是刚好正从云溪堂书坊里带着几个人走出来。他此时是刚沿街走到云溪堂前，还没转过身。
汪守信身边跟着的，除了其随从、书童外，便是紫阳书院里的几个同窗。
紫阳书院是眼下徽州府最好最大的书院，而且历史悠久，是南宋淳佑五年州守韩补所建，后来南宋理宗皇帝亲自赐额曰“紫阳书院”。
紫阳之名是源于朱熹，因为朱熹也是徽州人。虽然其出生地是福建，但祖籍却是徽州府的婺源县，眼下的婺源还有座朱子文庙。
现在的婺源徽商大族朱家，正是与朱熹同出一支。而朱熹的母亲便是歙县人，其外祖父祝确也是名徽商。据说当时祝家经营的商店、客栈加起来占了足有徽州府城一半，被称为是“祝半州”。
朱熹少年时期，也有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外祖父家，由其外祖母照顾长大，所以歙县也是朱熹常年生活过的地方。
因为歙县是朱熹生活长大的地方，再加上朱熹又号紫阳，所以紫阳书院便因此而得名，甚至能得宋理宗赐额。
南宋之后，紫阳书院也一度年久失修。明朝弘治年间，徽州知府彭泽重修了紫阳书院，而当时正是由歙县的几家徽商大族捐献提供了资金，其中也有包括江家。
因为紫阳书院是徽州府最好的书院，再加上几家徽商大族在重修时都有出资，所以许多徽商家族的子弟都在紫阳书院就读。
除了汪、吴、鲍、江、许这五大家外，还有如唐、闵、罗、曹等较小的几家。凡有资财者，基本都是送到紫阳书院来求学。
做为小家族，这几家的子弟在紫阳书院里都很巴结汪守信这个徽商第一大族的子弟，哪怕汪守信只是汪家的老三。
不是他们不想巴结汪家的老大与老二，而是汪家的老大、老二都已成年，不在紫阳书院就读了。
眼下跟在汪守信身边的，便正有唐万成、闵嘉泽、罗栋几个，也都是江河认识的。
除此外，还有送了江河那套《纪效新书》的许家许文哲也在，不过看样子是作为主人，正跟出来送汪守信几人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