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志超是土生土长的蒋庙镇人，小学是班级中成绩最优秀的，一直为班主任所看好，初中时和从县城来的高云、王峰、杨莉莉及张素英成了同班同学，虽然同样在上初一的时候赶上了运动，没能好好念书，但基础扎实、家学渊源，比起高云来说，已是“才富五车，学高八斗”了。
很想自己闯荡的高云巴不得早点下乡。只是母亲始终不同意，毕竟年龄太小，于是在城里又晃荡开了，每天只是和王峰、杨莉莉他们一班同龄人惹事生非。街道几次三番来来催，最后下了通牒，不得已，母亲才勉强让高云下乡，这不，拖了一年有多了。
母亲泪水涟涟的给他打点行装，又千叮咛万嘱咐，唯恐遗漏了什么。从小到大未离开过身边的儿子要走了，母亲送到门口，倚在门框上，无力再跨出去。高云回头仔细看了看母亲，母亲明显老了，不单是脸上已经是皱纹很明显，连头发的鬓角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点花白了，按说还不到这个年龄。高云心里明白，这几年母亲是受苦了，父亲经常在学习班里，每日里担惊受怕；姐姐出嫁到了市里，有了自己的工作和小家，回来陪母亲说说话的日子日见稀少；高云这一走，这空荡荡的家就只有母亲独守孤灯了。早春三月，高云独自来到东方红公社窑港大队第三小队，开始了自己的乡下生活。
高云本想去县域内最远的，最远的那个大队离县城要有“三九”的路程。江南人对路途是按“几九”算，一九就是九里路，这三九就是二十七里路。高云只想离家、离县城熟悉自己家庭的人远一点，这个大队正好符合条件，但母亲绝对不同意。所以只好到蒋庙的那个窑港了。要说起来插队到窑港，有几个原因的，一是这个窑港大队高云是早就知道的，窑港大队在运动前期居然名噪一时，省报上曾连续在头版上刊登过报道，也曾吸引过无数的人去参观过。
从现在人的眼光来看，那简直是个荒诞的闹剧，而在当时却实实在在的是先进典型：你道是什么让这样一个普通到最也普通不过的生产大队名噪一时？原来那里的农民居然都懂“哲学”。天哪！那么深不可测、玄之又玄的东西，这些目不识丁的泥脚子居然会懂？真的，他们在种田中学哲学，又用哲学来指导种田。你说厉害不厉害？
蒋庙中学也曾请到过他们中的一位年轻的“农民哲学家”来讲课，是个女的，她说：同志们（好像已经习惯于给同志们作报告了，忘了下面听讲的是学生），大家看，旧社会我们农民穷得只有穿草鞋，现在我们穿皮鞋了！这说明穷的不会永远穷，富的不会永远富，这就是辩证的统一。今后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我们还可以穿皮鞋下田种地。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这就是历史；从过去穿草鞋到现在穿皮鞋再到今后开机器，在物质上来说，将不断的提高，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高云和同学们一样，听了个大眼瞪小眼，稀里糊涂；但对自己读书时附近有这么一个大队却从此记在了脑子里了。而这个来学校上课的“农民哲学家”，课后同学给她取了外号叫“黑里俏”，长的也确实可说是标致，就是黑了些，直到高云下乡后才知道，这位叫戴小玲的女子，是东方红公社窑港大队的团支部书记。
高云选择到窑港插队的第二个原因是，初中同一板橙的好同学苏志超也下乡在这里，不过他一出学校就下乡了，比高云可早多了。苏志超在校时是属于高云小圈子里的人，平时走的近。高云崇武，苏志超习文，二人相得益彰。第三个原因是，窑港大队座落在蒋庙镇南端，其实就是老早的蒋庙镇被毁的那一部分，离镇近离县城也不远，到蒋庙镇上去、回县城都方便，自看到年纪不大的母亲有了白发后，高云心底有了触动，这个世界上只有母亲对他是真的好，所以离她近一点可以多看看。
读书时，同桌的二人，有事没事的净瞎聊天，高云自己可没啥好说的，家里的情况同学都知道，说出来只能是烦恼。而苏志超也差不多，不过，他还是有话要说的。苏志超家就在蒋庙镇的中心位置，现在的蒋庙镇仅剩几百米长，镇子虽小，但三教九流，鱼龙混杂，居民间的相互关系也挺复杂。土著居民与外来人口、土著居民之间、外来人口之间，为一点鸡毛蒜皮，为一点蝇头小利，无日不在勾心斗角，时而发生漫骂斗殴。也难怪，这年头大家都在艰难中度日，你多吃了一口，就意味着我少了一口。
苏志超家是本地人氏，虽说不上是书香门第，但历代先人都祟尚文人，原本藏书颇丰，经过“扫四旧”，只剩下几本几本鲁迅的杂文，唯一的一本另类的书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被苏志超带在乡下，高云也借来看过，讲得是中国从古代到现代的小说发展过程。一直从神话到明清小说，中间插入了不少引述的小说内容。苏志超是看得津津有味，对高云而言却味同嚼蜡，只是对里面引述《西游记》中孙悟空的那一段略有兴趣，大圣挥舞着金箍棒大闹天宫的描写，让他有点兴奋。那年月，书店里除了小红书外，别无他物；散落在民间的书籍经过几次“破四旧”后也荡然无存了。
苏志超家住镇中原来的那座大石桥边，在当地也算是个大户了。从曾祖辈起就在蒋庙镇上开店，四乡八邻、新交故旧众多，再加上买卖诚信，生意一直很好。到苏志超父母一代，延续了家风，待人诚恳，乐于助人，邻居中口碑较好。尽管母亲是文盲，但父亲上过几年私塾，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早年就宁可自己吃糠咽菜也要供他们到县城里读书，终于让他们全部读完初中外出工作。此时苏志超的兄弟姐妹也逐步到了上学的年龄，他父亲对江苏志超他们督促得很严，家里有这样的读书气氛，因此苏志超的兄弟姐妹读书成绩都是很好的，要不是这场运动，也许早就出了大学生，这也是他父亲的一个心病。苏志超是这么说的，但在一个小镇上能图温饱就算恭喜了，还会培养孩子读书？有点不可思议。但当着苏志超的面，高云不好意思当面辩驳，所以这疑问没说出口，继续听苏志超叙说镇上的事。
镇北靠近沪杭航道的那里叫北栅，住着一户江家人，江建民也是高云他们的同班同学，江家是上一代才从苏北过来落户的，搭了个草棚住在镇尾的“东海桥”边，开了个小小的水果店外加二张桌子算是茶室。合作化后也就成了店员。江建民姐妹众多，大哥建中，二哥建华，四弟建国，五妹志红。名字取得不错，不过是叫小学的一位老教师帮助取的，苏志超的父母是“‘一’字不识识扁担”的文盲。
本来江、苏二家并无大的矛盾，但那种嫉妒和仇恨早早的在江家所下了根。因为是外来户，人缘没本地人广，做生意要难得多，再加上本地人的歧视和倾轧，生活更加艰难。好在解放后合作化了，大家有饭吃了，但领导权还是在本地人手中，本地人帮本地人，历朝历代都是这样。苏志超的父亲当了经理，那一碗水要端平也是件苦差事，所以免不了遇事要多指责几句江家而偏袒本地邻居。由此，江家心中的不满越堆积越沉重，犹如火山在地下奔腾，需要一个喷发的出口。
那年代没有计划生育，子女都比较多。小孩子间的口角打架往往引发成大人们的吵架。夏日傍晚，孩子们吃过晚饭都聚集到小学操场上，玩起了游戏。从落日的余晖玩到最后一抹晚霞隐去；从点点繁星玩到明月升起，一直要到家长扯着喉咙喊才回家。当然也有例外，那天玩了一会儿，不知为啥二个小孩打了起来，输的哭着回家告状，赢的衣服被撕破了，真是个二败俱伤的结果。二家大人见自己孩子吃了亏，都拖着孩子来出头。
见二家大人吵架，苏志超的父亲出来一看，一边是他们隔壁的邻居罗家，是本地人，平时往来较多，另一边是江家，江家的妇人和苏志超的母亲在一个店里工作，二家都有关系又是乡邻，就出面劝阻。但自古“相吵无好话”，结果二家大人分成二对从动嘴开始以动手结束，当然谁也没有得到便宜。江、罗二家由此结冤，顺带把苏家也带了进去，江建民的母亲很护犊，一口一个“辣块妈妈”的骂人，在她的潜意识里，本地人总是帮本地人的，认为苏的劝架是不怀好意，还说他是只拖住江家而任由罗家动手，是“强架劝”，帮姓罗的。上班见了苏志超的母亲从此没有好脸色，苏志超的母亲回家直埋怨他父亲“狗捉老鼠，多管闲事”，是“好人做不出好事情”。
都在一个小镇上过日子，磕磕碰碰的事难免，说穿了都是小事，但有了第一次翻脸后，后来所有的小事都成了大事，二家动不动就吵相骂，这样打打闹闹的，江、罗二家的仇越结越深，连苏家也是里外不是人。
三年困难期间，原农村户口的人被要求返乡。苏志超的母亲是镇边农村人，按规定，苏志超的母亲应返乡。时值苏志超正在吃奶，好在苏志超的父亲是集体商业合作社的经理，凭着与供销社主任的关系，跟县供销社领导打了招呼，上面勉强同意苏志超的母亲暂不返乡，但因职工精简的结果，离蒋庙有二十里的一个小集市需调配一个人去，于是将苏志超的母亲调到那里，作为她暂不返乡的一个交换和照顾。为了这户口，苏志超的父母只好答应了。母亲狠心将苏志超断了奶，留在家里由祖母“干领”。多少年后，别人问苏志超你是谁养的，他还是会说我是奶奶养的。
年迈的祖母又重新接手料理家中的日常衣食，还带要种好菜园子里的菜，苏志超的兄弟姐妹要么在上学要么还小，都帮不上手，尤其是苏志超是个拖累，一刻也离不开祖母。很快一周岁多了，能自己走了，却更让老祖母担心，一不留神，他就自己跑开，不是划破了手，就是摔破了头。所以老祖母只好死死的看住他，烧饭时让他坐在身前，上地时让他跟在后面。就是这样小心，也还差点出大事。
那天祖母带他到了菜园子里，祖母在翻地，让他在一边玩。不知什么时候，苏志超悄悄地走到了祖母身后，老祖母正吃力地在翻地，根本没注意到，铁搭柄重重地撞到了他的额头，顿时鲜血直流，把祖母吓得赶紧抱起他找医生。小镇的医疗条件很差，一个老郎中，也没什么药，草草的给止了血包好就完事了。此后苏志超连续高烧不退，再去看医生，发现额头已经发炎流脓形成了一个空洞，清理后医生也没办法，只好将纱布填了进去。奇怪的是，这样严重的外伤和简陋的处理，后来居然也慢慢的好起来了。只是苏志超额头留下了一个明显的红色的疤，以致长大后，苏志超都一直留着长发，用头发遮住难看的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