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一十四章 风起台海
第二百一十四章 风起台海
林义哲听了,故意逗她道:“不喜欢么?昨晚你不是……”
彩玥怕他说出羞人的话来,伸手轻抚摸着林义哲的脸,咬唇道:“好啦好啦,人家喜欢着呢。※※”
林义哲得意了起来,笑道:“我说呢,你昨晚的那模样,怎么可能不喜欢呢,浪得跟……”
彩玥大羞,艳霞染腮,用力捂住林义哲的嘴,急道:“你再说,人家可不理你啦!”
林义哲笑嘻嘻的,又在她耳心道:“什么滋味,跟你相公说说。”
彩玥耳内被他的热气呵得心里阵阵发酥,腻声道:“告诉你,就得放人家走哦,莫把小姐给惹生气了,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林义哲笑笑点头,彩玥便俯首凑到他耳边,细细声呢喃道:“叫人家心里边从头至尾都飘荡荡的,兴致真比往日好许多呢……”
林义哲笑道:“此话怎讲?”
彩玥俏脸含春道:“昨晚被你折腾了一夜,可现在身上却还暖洋洋的好舒服呢。”
林义哲听得动兴,被子里的手掌插到她的股心内,指尖揉到薄润的娇嫩处,笑道:“原来方才在哄我,既是这样,那就再让你快活一回。”
彩玥哪里肯睬他的借口,生怕陈婉等得生气,坚决挣出林义哲的怀抱,穿好衣裳,爬出被窝溜下床,对林义哲温柔一瞥,道:“姑爷再歇会儿吧,我一会儿便回来伺候姑爷穿衣,姑爷今天想是还有许多事儿要办吧?”
“是,今天的事儿好多呢。”林义哲望着彩玥飘出屋子,收拾起男欢女爱的情状,思绪转到了今天需要办的事情上来。
不多时。彩玥回转来,伺候林义哲起身梳洗,然后林义哲便和陈婉彩玥一同用过了早餐。陈婉要去探望林普晴,林义哲则出门前去总督衙署拜望闽浙总督李鹤年。
到了督署,李鹤年得知林义哲来拜访,亲自出迎,二人至客厅唔谈,刚好福州将军文煜也在,李鹤年和文煜问起林义哲关于洋务的事。林义哲条理分明的一一做答,说得头头是道,令李鹤年和文煜称赞不已。
“不瞒你说,鲲宇老弟,我对这样务。可以说一窍不通,可朝廷交待下来的事情,不但要办,还要办好,我这正没奈何处,刚好你回来了,简直是天助我也。”李鹤年道。“有了鲲宇老弟你护理福建巡抚事,我就什么也不怕了,呵呵。”
“鲲宇老弟学贯中西,又精西洋兵事。是我大清少有的能员干吏,文某以后也是要多多借重的。”文煜也在一旁笑着说道。
“哪里哪里,只是知道一些皮毛罢了,”林义哲谦逊道。“借重不敢,二位大人需要我的地方。能做到的,绝无二话。”
“鲲宇老弟果然是个爽快人!”李鹤年和文煜对望了一眼,笑道,“眼下便有一件麻烦事,我刚才和文大人计议,抚台王大人正病重着,这事儿恐怕也只能辛苦鲲宇老弟了。”
“噢?不知是什么事?”林义哲听到李鹤年这么说,心中不由得警惕暗生。
能让这两个官场老油条发愁的,应该不是什么好办的事吧?
“前些日子,一条日本船在台海遇险沉没,渔民数人漂流至台湾,上岸后失踪,疑是生番被扣留,日本领事前来聒噪多次,要求保得其人安全,可现下情形到底如何,尚不得知。”李鹤年道,“日本领事心忧其人性命,请求允准他们自己派人入台搜寻。鲲宇老弟以为,此事该如何办理才好?”
听了李鹤年的话,林义哲心里一惊。
“台湾是我中华版图,日人岂可随便进入搜寻?其领事所请,万万不可!”林义哲道,“再说了,日本领事是如何得知的消息?怎知是日本的渔民,而非琉球渔民?”
“我也觉得,日人想入台湾搜寻,似有狡图。”李鹤年捻须道,“至于日人如何得知消息,是有二人为美利坚国商船救起,送回日本,日本领事得报后,才过来交涉的。这倒是没什么可说的。”
听了李鹤年话中提到的是美国人救下的日本渔民,林义哲在心里暗道:只怕未必!
因为他的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了一段往事!
1871年12月,中国的属国琉球王国(也是日本萨摩藩的藩属,中国这边对此一无所知)按例遣使向清廷进贡,途中遭遇暴风雨,使船迷失航向,飘荡至台湾南部,结果与当地的高山族居民发生冲突,有54人被杀,12人在当地汉人的帮助下脱险转移到了福州,后由清廷送归琉球。
当时的清廷并不知道,此次事件,会成为日后日本染指台湾的口实!
而就在第二年的1872年,日本胁迫琉球成为其“内藩”,“册封”琉球国王尚泰为琉球藩王。1873年,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一行来华,以交换中日《修好规条》为幌子,刺探清廷对台湾主权认识的虚实,副使柳原前光欺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不懂近代西方“主权”理念,言辞间赚得“生番化外,未便穷治”四字,遂曲解台湾东部“番社”非中国主权所有,于1874年5月由海军中将西乡从道为首,以1871年“日本国民(实际上是琉球民众)”被“生番”杀害为由,率4艘军舰及陆海军官兵3600多人,进攻台湾!
日本侵台的借口是“番地无主论”,即将清廷官员所表述的“生番化外,未便穷治”四字,曲解成“番地无主”,非中国领土,故日本可据而有之。
这诚然是诡辩。但日本政府这一诡辩,却有历史渊源可以追溯——早在1867年2月,美国商船“流浪者”号在台湾东海岸洋面失事,登岸人员为当地“生番”所杀。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cdre)找到闽浙总督衙门交涉,清廷地方官员为了推托责任,即提出了这种看似有理,却是给自己挖了个大坑的当地土番“非归王化”的说法。
李仙得当然无法认可清廷地方官的推托之辞,他认为:“两百年来,中国人在台湾的活动地区,配合着中国政府施及台湾的行政权力,由西岸以至东岸,逐步扩张,事实上从未承认生番领有其现住土地的主权,西岸的居民,经常贩购生番地区的物产,而生番地区出产的樟脑,且成为台湾官府的专卖品,不容外人自由采购输出,违者则严行惩治,所谓生番地区不属中国管辖的说法,实则毫无依据。”
与李仙得直接交涉的福建台湾镇总兵刘明灯、福建台湾道兼学政吴大廷,则在针对此事给朝廷的奏折里开头即称:“(生番之地)鸟道羊肠,箐深林密,自来人迹所罕到,亦版图所未收。我朝设土牛之禁,严出入之防,所以戢凶残而重人命,用意固深远也。”
这些深受中国传统“天下观”熏陶,而对近代世界“领土主权”概念一无所知的地方官们,自鸣得意地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极好的推托事件责任的理由,于是在奏折里一厢情愿地认为:
“特以人非华民,地非化内,克日图功,万难应手,准理度情,洋人亦当见谅。”
事情最终捅到总理衙门。会商之后,总理衙门并未否定闽浙地方的交涉措辞,但同时也意识到了当中的问题,于是密函指示闽浙各相关官员,特意强调了台湾“生番”地区的版图归属问题:“告以生番虽非法律能绳,其地究系中国地面,与该国领事等辩论,仍不可露出非中国版图之说,以致洋人生心”。
在总理衙门的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体系里,台湾“生番”地区属于“中国地面”,是中国疆土无疑;“生番”未归“王化”,中国法律无法管辖“生番”。这两者是可以并存不悖的,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否定。前者近似于近代西方的“领土主权声明”,后者则是基于传统中国的“天下观”。
在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体系中,总纲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历代中央王朝自视为文明的中心。自中心向外辐射,依照“开化”程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层级。依次包括:世居其地,为国守疆的番、苗、夷及地方土司;代守门户、纳贡称臣的四裔藩属;藩属之外,则是未知之地。其经典描述则是:中国居天下之中,四夷居天下之偏。中国与夷蛮戎狄五方之民共为“天下”、同居“四海”。这种“天下观”里没有具体的领土主权界限,一切视“文明开化”程度而定。
1683年清廷将台湾纳入版图之后,其“理番”政策始终基于这种“天下观”理念——台湾全岛虽属版图之内,但其民众依受教化程度高低,被划分为民、番两级;“番”又分两种:“其深居内山未服教化者为生番”;“其杂居平地,遵法服役者为熟番。”前者属于“化外”,后者则须纳“番饷”,朝廷教化所及,“生番”也可以向“熟番”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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