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二章 文中堂的期待
第二百零二章 文中堂的期待
这种抵制最终发展到了集体抗议的地步。湖南的京官们当时就开了一次集体会议,决议:有进同文馆跟洋人学习的,以后不准进入会院,大家集体抵制。湖南开了这个头,山西的京官马上就跟进了。
结果这样一来,算术馆不但招不到学员,连聘请的教习,当时著名的学者李善兰、邹伯奇等人,也都以疾病为由,迟迟不愿去同文馆开课。
1867年的这场算术课风波,背后所涉及的是帝国古老的意识形态惰性,不能简单地归罪于“某些保守派势力”,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群像:一个“顽固”的时代,从来都不会只是几个当权的“顽固派”们的顽固,而必然是众人的选择!
“那一次的事儿闹得着实是大,好歹这算学馆是开起来了。”文祥叹道,“可这以后的事儿,也便越发的难办了。”
“那些堵心的事儿咱先不说了,文中堂方才说,这林鲲宇帮咱们起了一个破死结的好题目,到底是什么?”恭亲王似乎显得有些着急。
“呵呵,我方才已经说了,”文祥笑道,“这林鲲宇和皇太后皇上说的,西洋诸国亦讲求孝道,通圣贤之论,这便是一个破死结的极好题目啊!这当中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这文章要如何做?”恭亲王问道。
“士林每每视洋人非‘人’,认定其不通礼仪,不讲仁义,不可教化,凡与洋字有关者,皆视为‘以夷变夏’。死力拒之。”文祥说着,着重强调了一个“人”字,“而今使臣归来,言西洋诸邦亦讲求孝道,又是从天朝圣贤学来,且言之凿凿有据,如此便证明洋人是‘人’,而非‘鬼’,且中西之学有相通之处。那天朝与西国交往,便可名正严顺,这夷夏之防,也可以省省了。”
“是啊!‘鬼’岂有会讲求孝道的?”恭亲王明白了文祥的意思,放下茶碗。抚掌大笑起来。
“倭仁若是在世,听到这些,只怕也是难于反驳的。”文祥想起了曾经给他找了n多麻烦的倭仁,“我听说,林鲲宇当时给皇上说了好多西国哲言俗谚,皆有出处,皇后和慧妃就是听了他说的这些话。激发心绪,痛悔前非的。皇太后已命他以此为题撰文,想是也想借此文章,堵那些老朽竖儒之口。”
“原来如此!”恭亲王听得兴奋。竟然拍了一下大腿。
“林鲲宇此人,端的是难得的人才,以我观之,将来之成就。或能在其祖林文忠公之上,亦未可知。”文祥又道。
“何以见得?”恭亲王又端起了茶碗。用碗盖轻轻的拨着水面漂浮的茶叶,喝了一口,然后放下茶碗,问道。
“洪钧的《使西日记》,王爷想是看过了吧?”文祥又抿了一口手中的茶,放下了茶碗,恭亲王亲手取过精致的紫砂茶壶,给文祥的茶碗斟满。
“看过了,写的很好,而且立意新颖,对西国所见评价公允,颇有见地。”恭亲王道。
“洪钧此人,本是李高阳的高足(现在已经不是了),属清流一派,此次以副使出洋,本是李高阳安插在林鲲宇身边以为羁縻之意,可他竟然转了性,这一路上不但丝毫没有给林鲲宇找麻烦,反而和林鲲宇相处甚得,且写出如此一部好书来,王爷不觉得这当中有些蹊跷么?”文祥笑问。
“此事确是奇甚。”恭亲王失笑,“莫不是这洪钧真的如同外间所言,中了洋毒?”
“岂有未到西国便中洋毒者?”文祥笑道,“他能转性,只怕还是这林鲲宇之功。此人能说得洪钧这样的清流名士共赞洋务,又能以片言只语感动后妃悔过,仅这份口才学问,便非常人能及!”
“文中堂是想提拔于他吗?”恭亲王听出了文祥话里的潜台词,笑着问道。
“提拔是肯定要提拔的,但不是现下!”文祥深陷的眼窝放出了异样的光亮,“我还等着他给我拿出更多的好题目出来呢!”
“更多的好题目?”恭亲王一愣。
“王爷就等着看吧!我想,这林鲲宇手里的好题目,绝不止这‘孝道’一个!”文祥微微一笑,目光转向了窗外。
“要是真如你文中堂所言,只怕又会是一场天大的风波吧?”恭亲王问道。
文祥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望着窗外。
此时此刻,入眼都是冬季萧瑟苍凉的湖景。断藕残荷,满眼皆是。屋子里因为通了地龙,火头烧得旺旺的,没有一丝烟气儿。屋子里虽然暖洋洋的,但眼前的景象仍使人寒意阵阵,但文祥却莫名的感到了一丝燥热。
“如此残局,不破不立!管他什么风波,来便好了!”
冰盏胡同,贤良寺,外官居舍。
林义哲看完了刚刚写好的“西国孝歌略论”,微微点头,眼中闪过满意之色。
两宫皇太后要他写的那篇文章,此时已经完成了。
他当然明白,两宫皇太后要他写这个,目的是什么。
事实上,在后世他学会了独立思考之后,便发现,越来越多的史实,颠覆了他脑中的学生时代教科书灌输给他的以往所谓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这一类的观念。很多事实证明,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仍然固执地滞留在传统之中;相反,以慈禧和恭亲王为首的清朝政府高层,却走在了“主流知识分子”们的前头!
林义哲想象着这篇文章一旦发表之后,会引起士林怎样的反应,便冷笑不已。
此时的他,脑中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
上边既然想要借自己破题,解决洋务运动前路上的障碍,那自己何不把这题目,做得大一些?
这个想法如同火星一般,立刻在他的脑中,形成了燎原的烈火!
呵呵,你们不是就喜欢抱着孔孟之道不放吗?那我就拿孔孟来堵你们的嘴好了!
作为一个从后世来的熟知历史的穿越者,他当然知道,西方政制之所以能在近代领先于世界,其实也有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功劳。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欧洲的耶稣会传教士历经千辛万苦,沟通中西文化,把中国当时的主体文化——儒学——程朱理学,用轮船运往17—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就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创立古典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百年来,中国人、东方人都公认,现代民主就是西方的民主,它起源于欧洲。学习、借鉴,乃至全盘照搬西方的民主,也就成为许多近现代中国人的思想热点。在后世,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文化上的障碍、精神上的阻力。然而,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人指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
在原来的历史时空,林义哲就深刻地懂得,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人类共同劳动与智慧的结晶。人为地把文化分为东西两个对立的体系,只看各种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看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文化偏见。这种文化偏见,在后世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走向未来的一种精神障碍!
现在的清流们不会想到,在后世,由于近代百年来的屈辱历史,加之西方列强的“西方中心论”大行其道,在中国人当中培植起一种扭曲的文化心理。爱走极端的中国人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由原来的高高在上不容亵渎变成了看不起也不愿看的妄自菲薄,这种观念已经成为后世的中国人心灵上一付沉重的精神枷锁!
清流们当然也不会知道,中国的儒学在欧洲的影响巨大,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这一百年,在欧洲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化热”!
而清流们的后人——后世的愤青不愿意知道也不愿意承认,在他们津津乐道的从明代开始的“西学东渐”时期,也是“东学西渐”的时期!
ps:今天路过一私立高中门口,被宣传标语雷到了:“今天军训身体好,明天妹纸骑着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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