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先相信着，不管相信感性，亦或是理性；人的思维习惯，就是倾向于选取周围的任何事物，而这就是类比的功能。

人类一旦产生语言文字，就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同一个“概念”在我们的脑海中总倾向于一种模糊的状态，在不同的思维碰撞和交融下，我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越来越清晰以及可靠；这是理性留下来的范围，名字叫做概念。

当他人的理解与我的理解对同一个词项的概念辨析发生碰撞时，概念就开始发生撕裂、分化出不同的更清晰的质。

譬如对先天的理解，这个词当然有个标准，那就是绝不能与后天相同。我们如何相信先天；包含着可以为经验所掌握的部分和不可为经验掌握的其他部分。一旦我们相信先天有这样的内容，我们就会将一些知识门类划归到先天之中；比如说将历史作为先验的知识，人类的个体已然有了一部分的天赋，或者超越于历史的部分未弄清的天赋；一旦人类的个体熟悉的掌握了整个历史脉络，而不是历史要素，人类的个体就能发挥出人性的某种天然结构，自发地创造新的历史要素；人们将之称之为天赋。不掌握历史，人们就会陷入和历史同样的思维中，这种思维，或许出于本能，也或许出于偶然的发现，就好像在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两百年后，有一个从未接触过历史知识的人，同样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这种或许是天赋，出于人类相同的知识结构；也或许是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接触相关东西，发现了这其中的规律，所作的天才归纳和发现。

无论如何，历史是必须要了解的；但如何界定历史，毕竟同一个物也有存在史，一件事也有起始和终止；如果对历史的了解过于琐碎，陷入到一种按图索骥的方法论，人就只能将自己理解为蚂蚁爬图的状态；如果对历史的了解过于粗浅，试图用理性一句话概括全部的知识，则又使自身陷入理性的自负，须知，即使能用一句规律、一个辩证法来理解全部的世界，可是世界依然无法被预测，因为缺失了内容。

我相信：内容和方法是同一的，观念和现实也是同一的。虽然这种相信依然是一种理性的自负，但是，我却用概念给新的事件的发生留下了余地。

历史引导着方法，却又创新着观念。

人类越是熟悉历史，就越应该反思自身对一切事物发生史的脉络的组织方式。中国的历史不可谓不详细，然而从司马迁、班固之后，就少有人作哲学的反思了；他们所记录的只是他们自己愿意看到的。清代为何有着天朝上国的自信，而不将传教士们翻译过来的知识加以在知识分子中传播，这里我们不要责怪康熙这一个人，而是每一个接触的知识分子都有目光狭隘的过错。他们未作哲学的反思，盲目地将历史看作英雄史，只记录皇帝、王公贵族、历史英雄，这种现实叙事逻辑，源于他们深切而真诚地相信：历史和自性无关。

咱们中国人很早就领悟到“为仁由己”“自性成佛”“心即理”；然而这种启蒙只是停留在信念的层次，而未进入理性的论证；这是最大问题，所以即使我们很早就领悟到“天然”的力量，类似西方的“自然法”，可是却无法成功过渡到“启蒙的理性为神”的观念。这正是因为对历史缺乏一种哲学反思，而仅仅是盲目地接受。因此，我相信，中国正是由于历史太过于发达，而数学的思维欠缺，而导致在社会科学领域，后来的史学家才无法真正地再像司马迁那样，记录每一个值得记录的人和事，局限在皇家王公、世家大族的历史叙事中；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很早就文艺复兴了，可是却迟迟迈不过理性那一步。

原因就在于“理学“的背后还有形而上的信念；只有彻底杀死“本体”，论证出“理”就是“心或者性”；或者在理之前不要再谈论“心”、谈论“性”，方才彻底懂得，“理”能进化出一切，“理”是自由，“理”不必然惟“心或性”为好。

当人有心于成为“一种自认为为好的状态时”，它就陷入其中的泥潭了，靠自己是跳不出来了，唯有外力。在17世纪的欧洲，自然法学派，如霍布斯、牛顿、洛克，他们正是在“人民自由地选择、理性的自然地选择他们的生存”的思维中，将形而上的上帝跟现实彻底隔开了。人能够自由地舒展自己的本性，成为各种各样的人，而不唯成圣成王，他们获得了自由，因而理性才开始有更多的知识划分，即使很多错误吧，但毕竟是理性的萌芽。

我国从司马迁之后，就不再记录自由的历史了，也就从此丧失了自由的可能性。虽然，个体的精力有限，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所以曹雪芹的红楼梦事无巨细地记录，实际上就是一种对精英的反叛，呼唤着新的历史自由度，浪漫主义地将整个社会都囊括在整个文本之中；浪漫主义的理想虽然不现实，但是却指引了现实主义的出现。当小人物也渴望着自身能够成为一方天地的人物时，实际上就在呼唤着自己的天然权力。但这种天然的权力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时代和传统所规定的就一定符合这种天然吗？换句话说，难道不正是因为我们人想要揭开自身全部的奥秘，所以才会要求发展呢吗，成为一个自己厌恶的人这种做法既然不合理，那为什么不尝试去改一改呢？？然而封建时代普通的民众依赖性太强，他们不敢也不懂得怎样去寻找方法实现自由的目标，也不知道打破这种厌恶的制度的深层逻辑。他们的方法停留在比法国大革命还要靠前的表层状态，也注定无法变得更加深刻。

只有当一个个独立存在的人提出属于自己问题，并在所有问题中汇聚成为一个时代精神的基本问题时，人才能实现全民族的解放，并且在全民族解放之后，实现自己这一个体的思想解放。

我发现有时候，再去读笔记的时候，我甚至无法读懂这条笔记所要表达的目的；从这只言片语中，我只能感受到思维的混乱；但我确切地知道这是我的写作，因为我知道，这条笔记中蕴含着我的当时的情感，我当时遇到的问题，我想要解决的问题，我在那个时候的“总命题”。

然而，即使是我，写出来那些文字之后，这些文字在未来的某一天也会不属于我，因为我不再处在当时的语境、当时的问题、当时的思维方式中；我甚至会忘记我曾写过这么多纷繁复杂的文字。这就是了——个体的学习也是这样，纷繁复杂的现象组合的背后有着方法论和世界观；人们迷惑在各种现象之中，而且会因为某几种现象而痴迷、沉溺、癫狂、乃至于要结束这种状态只有死亡。可以说，学习一旦贯通这些知识的本质，找到自己所坚守的道，那么各种纷繁复杂的现象现成也就变成了与道无关的事情，就可以任他去存在了。

“小我”之间是有主体间性的，因而我相信：人人都能听得懂的语言一定是满足于人体的结构的语言体系；这个语言体系，如果是艺术的，就有无数种理解方式，每一个人的关注焦点也会不同；但是一个理性的语言体系，必然是可以为人所理解的，因为这是人体共同具有的先验结构造就的。

因此，如何说出让所有人都理解的语言，关键就在于：如何借助人类共有的结构机制组合、编排语言。从这个角度思考，教育如果按照人性的先验结构来建构知识体系，人与人之间就拥有了一个超越于“混沌未开的小我”的理性语言体系结构；任何人的所思所想，甚至任何物的呈现，只要符合这个理性的属于“大我”的语言结构，就能增加这个“大我”的秩序与内容。

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设想的相对完美的世界，那里有着简约而朴素的社会关系。在修仙小说里，表现为绝对的实力为尊：官大一级压死人，没有实力就要忍；纵使心中有再多的不满，也不能表现到现实中，可以躲，可以让，但是不能不冒险去争一争机缘；舍此之外，一切的物理法则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承认的世界原则就是，个体不能团结起来，即使团结起来，也敌不过绝对的英雄主义与个人层级、实力；这样，人和人的关系就被简化成了实力的关系。在武侠小说或者推理小说中，人们一般会把人与人的关系简约成具有天赋差距和智慧差距的个体的关系，而天赋总是会和机缘相关，机缘到来之后，我就能够实现目标。

可见，人与人的关系，人与集团的关系是设想解决问题的经常依赖；很少有人真的自己一个人做研究，而不是依赖他人的方法解决问题。关系被叫做政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处理，有着一套良好的方法，使人在处理身边的行为时也能有着好的生存状态，政治的思维背后有着一套行为规范，即个体对世界的有效观察；通过良好的方法，就能实现相对良好的结果。

有着清晰世界观的人也能践行着和调整着他所见的社会关系。个体有着双面的现象，一方面渴望着民主，一方面渴望着集权；人人都希望自己的意志成为集权，但是一迷惘，就希望民主，民主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要做好思想的分类，个体只能立足于清晰的目标、方式的根源，承认所有的思想都是我所需要的；并在分类之后，将急需的编号排列出来，并且一一挑选和占据位置。第二个、第三个、依次排列，甚至到第五个……接受当下所拥有的，用直觉的原则为这杂乱组成秩序，找到规律和联系。我们拥有的是思维的元素，而后才是思维的动态历史。

或许打一个恰当的比喻吧，一个人接受了知识点，就像散落在夜空的星星，当需要用到这些宝贵的星星，星星就会闪烁起来。每一个星星自然是很美的，可是这闪烁的星星太多，多到我们看不到其中重要的东西；所以，人类的直觉要求着，人要找到这些星星的精粹；也就是让星星运动起来的力量，这个力量或许是地球的自转，也许是太阳的公转，这都无所谓。我们看重的是星星汇聚成的一条银河，还有这其中的太阳，使得星星们像流动的水一样有力量，仿佛人遭受星河的洗礼，受到照亮漆黑的光芒的照耀。

人格理论应该始于弗洛伊德吧。但是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古代都有一种地理决定论，说人杰地灵之类的，哲学是从显明的、平常的揭示出隐秘的、不可知的学问，所以哲学永在。而模型可能不会一直在，譬如，以前讲星座、讲八字、讲八卦、现在讲mbti……

因为不忍，所以人才会怀疑；忍受、接受，相信、就不会进步；譬如非洲中东现在反而能呈现出方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以前靠天吃饭，所以就会贫穷。思维模式和现实的生存状态有关。但是不忍创造的方法未必就一定好，比如，孔子设想一种礼节的人际关系，有一种天然的平衡，阳对阴有管理，阴也对阳有限制；而韩非子和董仲舒强调一方面，阳克阴，克本来有克制和承担两个意思，但这样，就扭曲了弱势群体对强者的责任，否定了以德配天，天的反作用。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模样，物质生产力水平、社会普遍认可的意识形态、空间上的经济交流、社会上人们的普遍精神风气。这就是时代精神，如果一个作家写不出来时代精神，或者没能直觉到这种精神气质背后的时代精神，就很难为人们所接受和容纳。

可是时代精神是什么?当代人又怎么说的清楚当下的精神气质呢？更别说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特殊的差异了。从历史上说，汉代人大气磅礴、唐代人自信雍容，宋代人精致典雅，明代人端庄厚重，清代人严谨细致；这种时代精神决定了为这个时代人所喜爱的方法论内容。处在当代的我们，更应该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有什么美丽的精神气质，足以留给后世一段佳话。一段盛世必然会有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呢？

我认为，至少是沉思的，至少是奋进的，至少在追求先进的。人人都在追求先进，即使无法追求到先进，也会沉思其中的原因。

每一个时代都有着独特的时代精神，依托于前辈们奋力解决他们当时的问题，我们的时代才有了新情况、新进展；这是一个深化“道”的过程，而每走一步，竟然都是问题，问题不断地深化，但也不断地被解决着；但是“小我“总会遇到自己独特的问题，所以“大我”的问题才能被逐渐揭开；在哲学史上，提出了哲学的概念，在思想史上，现实生活也会增加使用这个哲学概念，并且庸俗化它；庸俗化，正是使用的过程；

当我们继承了先辈们回答的问题后，听到了他们的答案，尽管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后来的先生们也会持续地提出他自己的答案；可是这个问题真的解决了吗？并没有，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不断地超越这个问题本身思考；否则，就只能悬置问题本身，不去思考，真正的接纳下来；这是两种不同的哲学态度，前者是固执的但认真的，后者是灵活的但逃避的。

从历史上看，接纳问题解决不了最核心的问题，它只能不断重复问题的发生，相对地达成一个均衡的状态。可是，任何人都不愿意重复过一种相同的人生，人总是寻求着机遇和改变，实现自身的现实理想。这就是说相对均衡一定会从内部打破；而积累到一定程度，外部就很容易轻易地打破这种虚假的均衡。既然现实是，任何的政治“小我”不接受固定的秩序，那么就必须从思想上解决这种问题，改造这种问题；把问题深入，逐渐提高到最精纯的观念的本体；从那社会的原点出发，发出哲学的思考。

当然，一个概念，终究会被淘汰，换成新的说法；概念本身取决于时代哲学问题的高度；后世的新产生的概念必然是新颖的，可以结合新的哲学思维。不过，现实的问题是：落后可以和进步同时存在；不同生存方式的人们也会产生不一样的哲学；而政治只服从于最先进的哲学。

“小我”的问题是新颖的，但是却要用着曾经产生的语言体系。“小我”的语言体系继承了过去的经验以及抽象的哲学；但是“小我”的经历是特殊的，人们既可以用过去的文字来表述自己的现实思想，写出伟大的文化作品，也可以实践创造出美好的物质产品；写出自我的现实处境，或者追求现实处境的超脱，追求那种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中文作为一种形象文字，始终试图直接表现出事物的形神关系；而不像西文，尽管从形象文字脱胎而来，但是变成了排列文字，他们追求用二十六个英文字母组合成文字，并试图表现出一定的秩序性。正因为这两种文字上的不同，再加上形象文字注重“一字多意”、看重演化；我们很容易产生误读和信念，从而无法接近一个时代的主流；当然，正因为“小我”使用的是日常语言，不能准确的精准定义、不像数学抽象出最单纯的秩序，所以即使主流对形而上有个共同的理解，但是在整个体系上，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就一定会有很多琐碎的问题出现意见和直觉上的分歧，这些分歧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不过，每一个“能意识到自己有所呈现”的“小我”都能够以日常语言构建出一套呈现的、表述的体系；这个体系的交集就是时代问题；这个体系越是可以重复，那就越像科学、越能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