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不仅冲破了当时盛行的道家、黄老之学的束缚，还将儒家学说推向了政治前台。
他深刻地认识到，要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将儒家的仁与礼结合起来，制定出一套符合时代要求的政治蓝图。
贾谊的这一政治构想得到了汉文帝的重视，并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贾谊在其著作《过秦论》中明确指出，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仁义不施”。
他认为，仁义不仅是个人品德的体现，更是治国安邦的根本。
对于汉朝而言，要实现长久的稳定与繁荣，就必须施行仁政，推行仁义。
贾谊的这一观点，不仅是对秦朝暴政的批判，也是对汉朝未来政治方向的指导。
贾谊的仁义观具有鲜明的民本主义特色。
他从秦朝的强大与灭亡中深刻认识到民众在国家治乱兴衰中的决定性作用。
在贾谊看来，民众是国家的基础，只有得到民众的支持，国家才能稳固。
因此，他强调施仁义、行仁政的核心内容就是爱民。
他曾说：“故夫民者，弗爱则弗附”，意味着如果不爱护民众，就无法得到他们的依附和支持。
贾谊认为，只有为民众带来福祉和财富，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基于这种民本主义思想，贾谊提出了一系列以爱民为核心的政治主张。
他主张减轻民众的赋税负担，改善民众的生活条件，尊重民众的权利和意愿。
贾谊认为，只有通过这些措施，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他的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后世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贾谊在深入研究历史的同时，也对汉朝的社会现实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深刻的分析。
他洞察到，在表面的平静之下，社会中已经积累了诸多矛盾和潜在的危机。
农民暴乱的频发、诸侯王的割据反叛，以及社会风气的日渐败坏，都是贾谊所关注的问题。
他认为，这些现象表明社会秩序的失衡和道德的沦丧，
如果不加以改革，将会对汉朝的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在贾谊看来，当时的社会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人们忽视了礼义的重要性，放弃了廉耻之心。
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他主张不能仅仅遵奉黄老之术，即道家的无为而治，
而应该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来重建社会秩序。
贾谊提出，必须通过改正朔（即改革历法）、易服色（改变服饰制度）、定官名（明确官职名称）等措施，来重建汉朝的制度和秩序。
同时，贾谊强调兴礼乐，即通过礼仪和音乐来教化民众，以此来提升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平。
叔孙通等人倡导的制礼仪、明尊卑的主张，与贾谊的政治思想不谋而合。
贾谊认为，通过礼仪的规范，可以明确社会中的尊卑秩序，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贾谊的政治思想中，仁与礼是两个核心概念。
他认为，仁政能够体现对民众的爱护，而礼制则能够体现对君主的尊重。
通过仁与礼的结合，贾谊为汉朝提出了一个既忠于君主又爱护民众的儒家式政治统治模式。
在这个模式中，君主通过施行仁政来赢得民心，同时通过维护礼制来巩固自己的权威。
这样的政治模式旨在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时也是对儒家政治理想的实践。
贾谊的思想体系是多元而复杂的，他并非一个纯粹的儒家学者，
而是在儒家的基础上吸收了法家的权势法制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理念。
在处理中央政权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时，贾谊认为，单纯的仁义是不足以维系国家统一和稳定的。
贾谊深刻认识到，对于诸侯王这些拥有强大势力的政治实体，不能仅仅依靠仁义恩惠来维系关系。
他强调，仁义恩惠是君主的“芒刃”，即锋利的剑，能够赢得人心，
但如果没有权势法制作为“斤斧”，即坚实的斧头，来巩固国家的根本，那么仁义的剑也难以发挥作用。
贾谊认为，只有在确立了权势法制的基础上，再辅以仁义恩惠，
国家的德治才能得以广泛传播，从而赢得天下人的敬仰和拥护。
贾谊将诸侯王比喻为“众髋髀”，即难以驾驭的势力，他认为如果放弃了权势法制的制约，
而仅依赖于仁义恩惠，就如同用锋利的剑去对付难以驾驭的力量，最终会导致剑的折断或缺损。
因此，他主张在施以仁义的同时，必须加强法制的建设，
以法律来约束诸侯王的行为，确保中央政权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
这种思想体现了贾谊对于国家治理的深刻理解和现实主义态度。
他认识到，在一个由多个强大势力构成的国家中，单纯的道德感化是不够的，
必须借助于法律和制度的力量来维护国家的稳定。
贾谊在《道德说》中展现了其深邃的哲学思考和对儒家道德论的深刻理解。
他试图将儒家的道德伦理与宇宙观相结合，寻找一个更为坚实的哲学基础。
这一尝试不仅体现了贾谊个人的学术探索，也反映了汉儒自陆贾以来的一种新动向，
即自觉地吸收其他各家的思想以充实和完善儒家思想体系。
贾谊认为，宇宙万物的生成和存在都源于“道”，
而“德”则是“道”的具体体现和实践。
在他看来，阴阳、天地、人与万物都是由“德”所生，而“德”又是由“道”所生。
这样的观点与《老子》中提到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相呼应，
贾谊借此将道家的宇宙观引入儒家的道德论中，为儒家的道德伦理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哲学背景。
贾谊进一步阐述了“德”的内涵，提出了“六理”和“六美”的概念。
所谓“六理”指的是道、德、性、神、明、命，这些是德的六个方面或层次，它们共同构成了德的完整体系。
而“六美”则是指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
这些是德的具体表现，是人们应当追求和实践的美德。
通过这种吸取道家思想的方式，贾谊为儒家的道德伦理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哲学论证。
他不仅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还试图解释道德的来源和本质。
这种尝试在当时是一种创新，它不仅丰富了儒家的哲学内涵，也为后来的儒家学者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贾谊的这种思想对后来的儒家学者，尤其是董仲舒产生了重要影响。
董仲舒在贾谊的基础上，全面吸收道家学说，重构了儒家思想体系，
提出了“天人感应”等重要概念，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宇宙观和道德论。
贾谊的《道德说》因此成为了汉代儒家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它不仅标志着儒家学者开始更加开放地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
也预示着儒家思想将朝着更加综合和系统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