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在庐山发表的抗日宣言吗？

“同胞们，我们的东北三省已经沦陷六年之久，如今战火都烧到了北平的卢沟桥。

如果连卢沟桥都能被敌人随意欺压侵占，那么我们这座拥有五百多年历史的古都北平将会重蹈沈阳的覆辙；

倘若北平变成昨日的沈阳，那么我们的南京恐怕也难以逃脱今日的北平命运。战争没有地域之分，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每个人都肩负着保卫国家的责任，都应怀着舍生忘死的精神。

”这段话让多少人为之动容，为之热血沸腾啊！

当人们被这段话深深震撼时，却往往忽略了它的作者——陈布雷。如果你曾经被诸葛亮的《出师表》所打动，那么我相信你也一定会被他的“告入缅将士电稿”所感动。

如果你听说过“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句名言，那么你就更应该了解这位有着“领袖文胆”之称的陈布雷。

当你用陈布雷的视角打开抗战时期的历史，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说他的笔能抵百万雄师，也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说如果他不从政，他一定会成为当代文豪。

我是陈布雷，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浙江慈溪人。自幼我接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后来在大哥陈屺怀的影响下，接受到了革命的思想。

于是我与同学们秘密组织了“覆满同志社”，“立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辛亥元年，就读于慈溪县中学堂，后转入宁波府中学堂，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同年在上海《天铎报》作记者。

以“布雷”笔名写作评论我进入了上海“天铎报”，我立誓以自己笔下之文，用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化作神州大地上的春雷，以唤醒民智，以挽救岌岌可危的中华民族。

执笔不久后就碰上了武昌起义，我兴奋不已，我写的《谈鄂》十论，按日刊布，响应革命。1912年3月加入同盟会。

虽然当时大部分的文人墨客都同情革命，可都慑于清政府压力，避免触及这一敏感事件，即便提到时也必称“判军”。自古文死谏无死战，文人不该成为权力的奴隶。

我撰写唐恶史论，旗帜鲜明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

后来革命成功，孙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我兴奋不已，撰词歌颂。

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引发南北对立，我奋笔疾书怒斥袁世凯尔真无耻小人哉，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我撰写评论怒斥制造惨案的罪魁祸首段祺瑞曹贿选总统，我抨击受贿者均为“猪仔议员”

“五卅惨案”中我坚持每日社评此案，力主严惩元凶，揭露赔偿阴谋，监督政府交涉办理此案，不办此案绝不言罢休。

此时的同事劝我写文章尽量隐晦一些，以免惹祸上身。我嗤之以鼻，主笔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笔。

我的胆识和文明开始蜚声文坛，赞誉之声不绝于耳，获得八指头陀赠诗：“迷津唤不醒，请作不雷鸣”

我的名气越来越大，可内心却越来越难受，北洋各路人马逐鹿天下，放眼华夏遍地烽烟，百姓哀鸿遍野，国家变乱，人民流离失所，我有感于书生报国恨不见属，此时的北伐大军是民心所向，有一统天下之势。

恰好此时老蒋礼贤下士，对我抛出橄榄枝，思考再三后我决定接受他的请求。

此后我的命运便与老蒋绑定在了一起，他在我面前以弟字据，给我足够的尊重，见面时必称先生报以最大的敬意，士为知己者死，我也发誓化为他的笔杆子，助力他一统华夏，以报知遇之恩。

同时也告诫自己一但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之岗位，专以文章报国。

我先是写了告“黄埔同学书”，用笔为蒋介石发家收割第一桶金，后来孙先生去世，我又起草了“祭总理文”，让他成为孙先生的合法接班人。

蒋介石也对我的谏言多有采纳，视我为心腹，所有人都对我能作为他的幕僚而羡慕不已，我也以为我们会永远很好的合作下去。

可后来我却逐渐处在了矛盾甚至是痛苦之中，我先是在他的授意下撰写《敌乎？友乎？》长文，劝说日本军阀改变侵略妄想，民族危亡的关头，竟然连日本是敌是友都怀疑起来了。

将来会不会再有一篇《友乎？主乎？》的文章呢？

接着写出“和平味到根本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道尽心中的无奈与苦楚。再加上西安半月记的胡编乱造，为他人做嫁衣裳的隐痛一直苦苦地折磨着我，笔在我手中，说的却不是自己想说的话，我的思想已经不能自作主张。我还是成为了权力的奴隶，无一日不想得退出，可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宋美龄的关怀之情，让我还是决定留下来。后来全面抗战爆发，也成了我们真实做自己的时光。

我奋笔疾书，如果战争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成为激励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

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自那时起，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战争之中，不舍昼夜。有人曾劝告我说：“你应当劳逸结合，适度地娱乐和放松一下，这样才能更好地调养身体。

”然而，若要前往娱乐场所，就必须乘坐车辆。考虑到当时抗战物资匮乏、国力维艰，如果这样做，即使别人不会指责，我的内心也会感到愧疚难安。

随后，我撰写了一篇名为《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居民书》的文章，旨在鼓舞民众士气，激励他们继续坚持抗战。当远征军进入缅甸作战时，我又起草了一份《告入缅将士电稿》，以此来慰藉那些英勇奋战的官兵们，并希望他们能够建立协同一致杀敌治国的卓越功勋。

不幸的是，在豫湘桂战役中，军队遭遇重创，损失惨重。面对如此困境。

我挥笔疾书，写下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句口号，呼吁广大青年投身军旅，保卫祖国，由此掀起了一股参军热潮。同时，我鼓励自己的儿子积极参军，奔赴抗日前线，为国效力。此外，我还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并竭尽全力保护民主人士，以免他们受到迫害。

对于一个文人来说，这或许已经是我所能为国家做出的最大贡献了。

在抗战胜利以后，我察觉老蒋的政治黑暗、官吏腐败、经济凋敝、丧失民心，眼看着他心目中原来的“抗日领袖”、“民族英雄”成了众矢之的，被作为“人民公敌”陷于全民的包围中。

这时，那个“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依然顽强地主宰着陈布雷的心灵，以前他也比喻过自己是“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

面对现实他感到绝望。

而且，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他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这个自认为“百无一用”的病弱书生，终于以“自弃自了”与人世最终告别。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服安眠药自杀，结束了自己二十一年的从政生涯。陈布雷的自杀给南京政府以很大的震动，尽管政府极力掩饰陈布雷自杀的真相，把陈布雷自杀说成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但这掩盖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南京政府的覆亡为期不远了。